执有的人会认为轮回实存,但是并不知道轮回生死之主就是自己的心,也并不知道此心活着的时候会被情绪操控,死的时候也会被情绪操控,会在眼前幻化出千奇百怪的幻相,而不知是幻相,就象一个人在梦中却不知自己在梦中一样。 死人与活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活人有身体,这意味着你活着的时候可以在梦中惊醒,而死去的时候,你很难从梦中惊醒,一旦惊醒就已经进入了下一世的轮回,而且通过“惊醒”进入的轮回,基本上都是三恶道。 当佛教传入中国后,这种转世、来生观念让我们对于死亡有了新的认识。死亡不再意味着终点,而是新的开始。佛教的因果报应、六道轮回和解脱涅槃的观念,这些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解答,是一套非常系统的生死观。 东汉末年一直到魏晋南北朝,中原人口锐减了60%以上,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乱世之一。在这个乱世里,不但百姓遭殃流离失所,甚至世家大族也是朝不保夕。政权不断更迭,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没有最起码的安全感,每个人心目中都充满了迷茫。 也是在这个时期,中国诞生了诸如古希腊的哲学思考,也就是玄学。和西方的哲学思辨不同,中国的玄学更加关注的是内心的自由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提出了很多当时难以解答的问题,比如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什么是死亡?像祥林嫂一样发问:有没有灵魂?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佛教创始人释伽牟尼,他有一天出游,看到即将死去的枯瘦老人,在痛苦的呻吟着,旁边就是一支送葬的队伍,于是他在思考,人生是否是一个循环,生老病死的循环。那么这样的生命循环,有没有意义?幸福终老又该怎么样? 于是他在菩提树下,整整思考了七天七夜,突然就觉悟了,于是有了佛陀。在佛教解释体系里,人生就是永无止境的苦海,我们在其中不断轮回,这也是我们痛苦的根源。 和庄子思想相似,认为宇宙是无限的,而个人是有限的,我们这个有限的个体最终要和这个无限的宇宙相通,也就是心和宇宙的同一。 如果按照这么一套解释体系,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难理解的,只有像何晏、嵇康、王弼这样的玄学大师才能真正领悟。 生命有很多不解之谜。古往今来,人们不停地追问着:“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到哪里去?”这是人类永恒的困惑,也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终极问题。因为我们最在乎、最关注的就是这个“我”,我们的整个生活基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建立。但我们是否想过:“究竟什么代表着我?仅仅是这个身体吗?仅仅是眼前这个会说会动会哭会笑的五蕴身吗?”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,原因就是将这个身体当作是我,以为身体败坏就意味着“我”的毁灭。其实,色身只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朝不保夕的片断,一种不断改变的形式,并不能代表真正的“我”。从哲学定义来说,“我”代表着生命的本质,是永恒且不可分割的。 但身体只是由众多元素构成,刹那刹那处于新陈代谢中,处于发展变化中。而在今天这个医学发达的时代,身体的很多零件还可以更换组装,甚至使用人工替代品,其中哪有什么独存、不变的“我”呢?如果了解其中原理,我们对身体就不会那么在乎,对死亡就不会那么恐惧了。 身体而外,“我”的存在还体现于两方面:一是观念,一是心态。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世界,但同时又活在自己的世界,活在自己的情绪中。 很多时候,还会被这些喜怒哀乐左右着,无法自主。我们为什么会被其主宰?原因就是把这些情绪误以为是“我”——“我喜欢,我讨厌”,于是就会在乎,就会执著,进而不断将心灵能量投射其中,不断强化这些情绪。 最终将主权拱手相让,使某些情绪长时间地影响我们。生活中,有人一生追寻爱情,也有人一生被仇恨驱使。其实,很多情绪只是内心的恶性肿瘤,只是生命的不良发展。虽然生长在我们心中,却并不属于“我”的一部分。倘能以智慧进行观照,认清这些情绪不过是内心漂浮的影像,就不会一头栽入其中,成为被操纵的傀儡。 这就需要对自我进行审视,认清“我执”给生命带来的危害。事实上,一切烦恼皆因“我执”而起。任何一种东西,只要贴上自我的标签,对我们就会具有杀伤力,就会让人爱,让人恨,让人朝思暮想,寝食难安。 一旦将自我的标签去除,它的变化就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了。在这个世间,每天要发生很多惊天动地的事,但真正使我们为之心动的未必有万千分之一。很多时候,我们只是随之感慨一下,就迅速抛在脑后。为什么?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将自己和那些事切实联系起来,没有对此产生“我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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